目前在私法领域中这是一股很强的法学流派。
随着变体的增多，行为的确定性在加大，经过考虑的同意在增强，形式的力量在削弱，{7}57即是说，当事人意志因素在强化，而形式在弱化，合意地位在加强。本文拟以要式口约向诺成契约的演变为中心，就合意在罗马法上的产生及其流变进行探讨，试图廓清合意在罗马契约中的历史地位。
在人际交往中都存在以满足基本生存为目的的物质上的往来，在货币产生之前，最初最简单的物质交往形式只能是物物交换—即便是人类尚处于生活在丛林、洞穴的原始社会时期。要式口约的拟定和实行极其繁琐和复杂，而且这种要式口约非常僵化，允诺人受他所说的话拘束，即使他的允诺存在错误、欺诈和胁迫，对契约的效力均无影响。当历史的车轮辗转到后古典法时期，虽然形式依然对契约效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尽管其日趋式微，远不及它在早期契约法中的地位），但这种合意经由法学家的睿见和洞识、抽象和提炼，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渗透到上迄皇帝下至黎民的观念之中，社会上下互动，尤其是后期的皇帝顺应潮流，因势利导，直接以法律的名义褪去传统契约厚重的形式外衣，使反映当事人内在一致意思的合意在契约中得以升华，{16}273于是合意成了契约效力正当性和合法性日益重要的源泉。对罗马人而言，形式以其外在表现遮蔽了其内在的固有的合意，相对于稍纵即逝的言谈内容来讲，苛繁的形式显得直观而形象，易于识别。 【注释】 [1]所谓协和式交往，指在当事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协作和配合、符合双方期待的意义广泛的社会交际形式，它不限于契约领域，但契约的成功订立和全面履行则是协和式交往的典型形式。
除此之外，关键还在于，后来体现了高度诚信的合意要真正获得法律意义，成为构建契约的结构性要素，必须在裁判官的主导下通过赋予诉权，使当事人之间的共同意志对契约的生成和效力发生直接的实质性影响的一面得到法律上的肯认。[3]在拉丁语中，动词时、体、式的变化比较微妙，常常从词尾体现出来，词干部分不变，在交易过程中，作为交易双方当事人的你、我人称也反映在动词词尾上，一般不必用专门的词语表达出来，这种高度简约的字母文字能较好地在词形学上保持统一性，在早期社会，更容易使人们单纯从词语形式上领会交易事项的一致性，因而，人们常常可以直观地达成交易，从词语形式上的统一中获得确定性和安全感。以上观点是否违背了合同法？当格式条款没有规定再分配义务时，即未就再分配利益做出约定，那么也就不存在义务。
对此，我通过引入契约网络补充了新的特殊结合。但是，系统理论毕竟是一种社会学的观察角度，社会学观察要想进入传统法律教义学，在中国法学界尤其是在民法学者中确实还存在观念上的障碍，正如您所说的，这需要时间来等待。换言之，卢曼采用系统／环境批判了整体／部分的知识观。一种阻力源自中国自身的法律文化，另一种阻力超出了法律文化的范畴，来源于中国的法律与中国社会的其他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就是中国的法律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等之间的关系。
关于第三人保护合同，教义学和司法判决的依据在于个体性（individuell），而我的根据是制度性（institutionell）在著名的屋顶案中，鉴定人与不动产出卖人签订了鉴定合同。据我所知，在德国私法学界针对此案争论颇多，焦点是针对在总部与供应商之间的价格交涉中，是否承认总部对加盟店具有委托事务处理的权限，这成为评价的重要分歧点。
原本受竞争法调整的竞争秩序正在进入私法领域，例如，在各国的反垄断法领域私人救济机制均得到了强化。国家由宪法进行规范，而社会由民法典进行规范。顾祝轩德国联邦反卡特尔局（Bundeskartellamt）在2006年5月的一项决定中明确承认加盟店总部具有分配义务，即在总部要求加盟店承担购买义务的情形下，总部未向加盟店分配购入利益的行为，违反了竞争秩序。但是却忽略了合同同时具有另外一种功能，即对社会不同的价值领域进行调和。
比如，卡纳里斯（Canaris）主张特许经营合同属于混合契约（其主要构成要素包括事物处理、雇佣及租赁契约），认为通过合同解释的方式，在传统的契约类型中就能够解决阿波罗案中的具体问题，而不需要重新发明、创设契约网络这个概念。法律规范虽然独立于社会关系，但仍然受到法律文化的影响。对此，我的回答是，在法律领域这已不是第一次并非基于合同明确约定之上的特殊结合（Sonderverbindung）而创设义务。他认为法律移植不完全取决于社会情境、文化或传统，法律的高度特殊性随处可见，从一种法到另一种法可以直接进行法律移植，这非常简单。
总之，网络化符合分业化时代要求协调行动的现代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八、私法的社会学启蒙：是思想实验还是一场革命 顾祝轩您开创的通过社会系统理论对包括民法、公司法、经济法等在内的法律进行研究的新视角，称得上是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
一般条款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其他规定的高度确定性这一双重性将合同法标志出来。如果轻易地导入类似法经济学那样的目的程式，将会产生一定风险。
在公司法中，目的概念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因为公司目的不仅涉及给付交换，而且是为了形成股东之间的长期合作，这就为高度不确定性制造了空间。合同大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典型。一般条款应当把社会规范整合注入合同之中。或者当各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超越此种双务合同并通过一种方式发挥主导作用时，这些多层次、相互平行的双务合同就形成了统一网络，其中，参与者的彼此合作使单一市场关系发生重叠和变形。合同原本只是不同私人个体之间的利益交换，但与此同时，合同还具有公共功能，例如，协调不同的经济理性、法律理性、政治理性以及各种不同的生产体制。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必须将公／私这种区分在每一个领域中重新建立起来，但应包含不同的含义。
从此种意义上讲，在中国，公法私法二元论与德国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思考之间存在某种亲近性。对于专利合同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而您的网络契约理论则关注合同结合，回归对特许经营合同的结构剖析，因而在法律层面更重视特许经营系统作为网络的属性。此处被正确导入的第三人责任并不完全归因于对个人利益的考量，而是与此相关，即私法保护专家鉴定制度并且保护其不受合同关系即通过私人出售资讯的腐蚀。
这就是系统间松散耦合。其理由是，在第三人与合同之间基于社会关系建立了一个法律上的相近关系。
在阿波罗案中，网络目的意味着在特许经营系统内，个体目的和团体目的都应当被顾及。另一个例子是财产管理人。那么，网络目的的具体内涵及其功能是什么呢？ 托依布纳网络目的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法律概念。在阿波罗案中，合同结合形成了特许经营系统的网络效果，网络效果为加盟店的再分配请求权提供了法律基础。
例如，西方社会存在盎格鲁一撒克逊生产体制和莱茵式生产体制的区分，它们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经济文化的根基。同时改变又具有特殊性，即改变的推动力并不是源自法律教义学或司法审判，而是源于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
顾祝轩如此看来，近代以来的宪法／民法二元体制需要重新思考，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民法是社会的基本法这一命题同样需要重新被解读。合同的第二个维度在前面我已经谈论过了。
从此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法律继受无法摆脱莱格兰德所说的法律精神即法律的推理形式、解释方式、社会一般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围绕法律是否为社会之镜像这一点上又接近于法律自律论。
在网络目的中，一般条款指向了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它超越了单纯的交换关系并要求多方参与人特别的共同协作。英美法中的网络契约（network contract）理论以及德国法上的契约结合（Vertragsverbund）理论均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点。但是，网络契约论显然超越了传统民法学，主张基于网络目的或者依据网络参与者的平等原则，对合意的内容进行修改。在一个层面上，存在着革命与改革之间的对立。
1989年3月，甲发现该建筑物的屋顶存在质量问题，于是要求原告进行赔偿。不过，即便如此仍然可以做出一定预测，我们可以辨认出，什么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特殊性或者与经济相关的中国生产体制的特殊性在哪里。
原告因相信该项鉴定，遂与不动产出卖人缔结了含有免除出卖人瑕疵担保责任的买卖合同，并购买了建筑物。对自我规制的规制必须同时保护那些非经济性价值。
但同时它与一种重要的角色发生联系，即长期以来目的概念在德国私法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合同作为人们之间的一种关系，实际上是互换关系，但又比仅仅将其理解为互换关系走得更远。
